[1] 这里不但显出马一浮与熊十力之间所同不胜其异，而且透露了钱先生对待儒家传统的态度与熊十里力几乎在大关键上全不相合。
一种价值观念要想被受众所接受，首先要通俗易懂。三是在内涵层面着力包容化。
这次讲话打通了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孟子语），人不是生而为人，而是教化成人。这就要求我们的儒学工作者，不仅要具备在时间充分的场合下系统阐释儒家文化的能力，还要具备利用时间的边角料说短话、说关键话、说有吸引话的能力，善于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简约叙事，数语中的，在五分钟内拿下儒学传播的话语权。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论语心得。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
虽然不时有人苦心倡导并力行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军营的点对面传播模式，但儒学与大众的联系界面仍处于华而不实的状态。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每次在国内外的重要讲话中，几乎都要引用孔子及诸子百家思想。这便是冯先生所谓的负方法。
这一确定具体的道德准则的过程也是觉解人之理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而也属修养或工夫的一部分。这一说法也是符合冯先生的另一说法的，即：人之所以为人者就是人的内涵。在功利境界中，人的行为的目的是取，而在道德境界中，人的行为的目的是与。通过研究核对的功夫一旦认识到合理的社会契约是什么，那就要为它的确立而奋斗，并且真诚地实行之。
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宋儒所谓的格物致知而后以诚敬存之的修养工夫。有了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做各种事并自同于宇宙。
总之，笔者认为，提高人生境界的方法不是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存天理，去人欲，而是存天理，留人欲，将天理和人欲统一起来。正方法是以清晰的语言阐述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当这种方法贯彻到底，它便自然而然地导致负方法。这一误解在四年后《新原人》中得到一定的纠正。我由此看到传统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前景，我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
可以说，这是他应用逻辑分析方法的结果。《新知言》首次明确地提出两种密切相关的形上学方法即正方法和负方法。《新理学》把道家的反知方法看作一个缺点，并自认为只用致知方法便可达到大全的观念。这种精神世界，《新原人》称为境界。
人知道吃喝对于他们的意义，而又自觉他们在吃喝，他有比其他生物高一点的了解和自觉。这种哲学风格在后期海德格尔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冯友兰先生是其中一位，而且他独树一帜，特点鲜明，今天看来，仍然富有魅力和参考价值。此方法要求：先有深的觉悟，然后用敬。
他的人生境界就是自然境界。道德境界高于功利境界，但低于天地境界。此命题貌似对实际说了些什么，其实什么也没有说，它类似于逻辑学中的同一律A是A。冯先生不承认研究核对具体道德准则作为修养工夫的必要性，而是先入为主地引入一种具体的道德准则，而且这种具体的道德准则似乎是亘古不变的，此即：利他或为公。不过对于在不同境界中底人，作此等事亦有不同底意义。与宋儒不同的是，这样得到的道德准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因为社会各阶层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
一个自觉维护公平竞争原则的人可以在此原则下击败对手，这丝毫无损于他的道德。功利境界高于自然境界，但低于道德境界。
或者可以说：人之所以为人者，就是有理性和有社会性的动物。对于现代性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冯先生的观点是很明确的。
如果属于前者，那就是功利境界。提高人生境的方法既涉及形上学，又涉及认识论，因而既是理在事先的，即先立乎其大者，又是理在事中的，即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
本文系作者提交"现代性与传统学术"研讨会（1999年12月，广州）论文。因为从冯先生的理的观念来看，有理性和有社会性蕴涵有动物性，故动物性在逻辑上先于理性和社会性。他说：无论在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中底人，都必须行道德底事，都必须对于各种道德底事的内容，有充分底知识。例如，一个爱帮助别人爱行善事的人，其境界未必是道德境界。
[③] 在冯先生的哲学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摇摆不定，那就是在他先后提出的理在事先和理在事中这两个哲学命题之间的徘徊。这反映了冯先生在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批判和继承上有着某种矛盾态度。
这样，既避免了陆王一派的空疏，又避免了程朱一派的支离。在冯先生看来，道德境界的基本准则是：利他或为公。
他谈道：程朱理学中，如我们在前一章看到的，是有一定的权威主义、保守主义成分，但是在《新理学》中把这些都避开了。尽人之理或尽人之性，就是最根本的道德原则。
《新原人》谈道：蜂蚁的性涵蕴有群，是有群底是蜂蚁的性。负方法不说哲学的对象是什么，而说哲学的对象不是什么，或干脆不说它。在这点上，冯先生也基本继承了儒家思想，冯先生所说的人之所以为人者 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笔者认为，冯先生对功利主义和墨家的态度是失之偏颇的。
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的理性和社会性归根到底也都是人的自然本性，正如猴子的灵活性和蜂蚁的群居性是它们各自的自然本性一样。有人把这种哲学风格叫做诗化哲学，我认为这一称谓是贴切的。
下面，我们着重从冯先生的人生境界理论，看他是如何将逻辑分析的方法用于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改造或重建的。令人欣慰的是，作为牟宗三学生的杜维明先生却以多元主义文化观而著称，表现出相当高的沟通理性。
[③] 五、余论 前边第三节中谈到，冯友兰的正方法和负方法的哲学方法论将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结合起来，自成一体。这个命题对大全有所陈述，有所断定，这是冯先生所谓的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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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民主与科学纳入中国文化的原有系统之内，新儒家才不得不别出心裁，发展出一套所谓开出说。
《论语》对"仁"的表达，是运用类比的典型。
[41]还说梁先生讲中西文化，像黑格尔一样，具有哲学家的本事，完全出自于他对时代的体认及民族的情感，而这又是承续自他家庭中关心国事的传统。
62、 见姜允明〈试论牟宗三先生的智的直觉说〉，李明辉主编《当代新儒学人物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民国83）年版，页136～137。
但这还只是客观的因素，光是这个并不够，还是要碰见熊先生，我才是现在这个我。